“一国两制”环境下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与粤港两地车牌对大湾区交通的影响

　　粤港澳大湾区囊括了“香港”、“澳门”两大行政特区，这一特殊性，也对大湾区的建设带来了不少挑战。

　　想要与国际级高水平的三大湾区对比，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经济因素可否规律有效地流通，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以及东京湾区三大湾区区别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特殊性在于湾区城市群并不是在同一个政治经济体系下建立的。在粤港澳大湾区内，首先城市群实行不一样的政治制度，大陆使用的是社会主义制度，而香港、澳门使用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其次城市群实行不同的法律体系，大陆与澳门使用大陆法系，香港则使用英美法系，两者间区别很大；再次是城市群的行政体系不一样；最后，城市群的交通体系不一样，粤港澳三地都设有口岸禁区，车辆通关需要粤港两地车牌，大陆与特区的交通规则也不一样。这些区别注定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种全新的摸索，无法直接借鉴已经完善的三大湾区的建设经验。

　　现在，大湾区内城市群正卷起一股包括经济因素流通、基础设施建设连通、贸易投资趋向自由、文化融合加深等趋势的建设热潮，目的是为了改善大湾区的软硬设施环境，促进建立命运共同体。

　　2017年7月1日，《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在香港签署。

　　协议提出的六大核心方针中，“着力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排在第一位。交通网络是大湾区资源汇聚融合的首要基础，粤港两地车牌更是粤港跨境交通首要解决的问题。

　　2017年7月7日，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贯通，标志着前后历时13年论证、设计、施工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主体工程全线贯通。粤港政府于12月12日将港珠澳大桥口岸粤港两地车牌指标增发至10000个，以满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要求。

　　港珠澳大桥设立之难，不单单局限在工程难度层面上。

　　港珠澳大桥在宏观上遭遇两大层次的复杂性挑战：港珠澳大桥属于典型的“一国两制”环境下的超级跨境工程。粤港澳三地在工程建设行业所牵涉的社会文化、法律法规、技术指标、程序等方面有一定差异，引发工程前期大量重要决策出现严重分歧；此外，香港、澳门两大行政特区具有足够的自治权，中央政府不能对其直接进行干预或指挥。粤港澳三地政府则倾向于从各自社会经济利益出发，调整工程方案、融资方式、管理模式等因素，导致协调难度加剧，且没有可参考案例。

　　所以，港珠澳大桥的顺利完工，加之万个粤港两地车牌指标的顺利放发，为不在同一个政治经济体系下的城市群深度合作提供了珍贵的案例。